[42] 与上位法不一致、与上位法抵触标准只是体现了控制权力、维护宪政秩序的要求，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我国目前审查标准存在的问题表现为未能体现对个人权利保障的关注、缺乏授权标准以控制立法程序等方面（参见潘爱国：《论我国司法机关法规审查标准之重构》，《北方法学》2011年第2期，第128-138页）。
[49] 参见《土地管理法》第45条。在宪法和法律之间的目光流转中，土地改革才可能踏上坦途。
[82] 参见侯菊英：《对法律概念同政治话语相分离的司考》，载《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42]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以下。[9]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农民土地所有权可以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平共处，构成土地改革运动的复线结构。将集体理解为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主体，将集体成员的基本权利作为土地集体所有的一项功能，是更为融贯的解释方案。[77]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如果将有效统治理解为日常政治话语中的和谐，那么，土地、农民、土地与农民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实践命题：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缴纳过高地组的农民更为革命。
违宪审查的合宪性推定原理要求尽量避免宪法问题。[84] 秦晖：《农民地权六论》，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7年第5期。（2）同法律、法规规定相抵触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还增加了是否同宪法相抵触）。
如果说，提高网约车驾驶员的年龄条件为了保障驾驶安全的话，那为什么上海、深圳两地没有该项规定。《暂行办法》首要立法目的是为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出行需求，其次才是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由此可知，出租车驾驶员的年龄也可以不超过70岁。那些乘坐高端车辆的少数需求可以通过市场供给和调节，不必行政机关特别照应。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要求小型机动车辆驾驶员的年龄是18岁以上70岁以下。我国已批准加入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等国际公约均规定，消除职业歧视，促进就业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是缔约国的义务。
除了立法措施外，近年一些劳动就业领域的反歧视法律诉讼案件在不断增多，有法院已作出保护劳动者的裁判。第三，制定并向制定机关发送审查意见书。这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禁止的。对车辆资格、驾驶员资格、顺风车接单频次等许多环节设置的各种限制性条件，不符合中央政府的宽限许可型立法旨意，损害了国家立法体系的一致性与严肃性。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在解读《暂行办法》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对网约车的态度首先是以人为本、鼓励发展，其次才是规范管理——管住底线，就是乘客的安全和市场的公平竞争。我国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有劳动权利和职业选择权。（第20条）市政府法制办对制度措施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管理手段是否合理、适度进行审查。我国现行宪制条件下，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法审查。
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正式文本的审查，不宜依据宽泛审查标准，更不能对地方政府制定的违法规范性文件坐视不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依据各自的审查规范性文件办法的规定，还可以邀请专家参与审查或举行听证会。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进入专题： 网约车 。第二，提高年龄许可条件本身违反公安、交通主管部门规定。
将符合其他条件的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排除在申请范围之外，如同户籍和年龄限制一样，剥夺了特定人群的劳动权。这是一个明显的立法技术错误。比如，因户籍、车辆等不符合强制性规定，专职网约车驾驶员需要提前谋求其他职业。4地政府已制定施行的规章制定办法均要求，规章起草单位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听取各方意见，保障满足公众参与。4地征求意见要求排量、轴距、车长车高等都要达到中高端车辆标准。但是，对比分析《暂行办法》所规定的基本准入条件即可发现，4地征求意见稿的限制性规定与国家网约车整体立法目的相背离。
《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第33条规定：本细则自2016年11月1日起实施。地方政府的歧视性规定使国家的就业指导政策徒具空文。
市人大常委会将备案审查情况以及处理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第二，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
三是治理交通拥堵的要求。对劳动者基于没有合理的因素，通过不必要的立法识别将符合其他条件的人群排除在许可范围之外，构成立法上的歧视。
如果未经这些程序，那就不符合制定本地规章的法定程序的要求。公众强烈质疑4地征求意见稿中的实体性规定，但程序方面的问题还未得到足够关注。即使不考虑这个后果，那为什么网约车的性能标准要求还要比出租车的标准高？目前，北京市的出租车型包括现代伊兰特、大众捷达等，这些车辆是中低端车型，排量、轴距等都低于网约车的标准。我国通过实际行动，一直致力于反对和消除职业歧视。
没有证据表明55岁以上60岁以下的妇女的驾驶技能和经验低于同年龄段的男子。也不存在保护这一年龄阶段的女性驾驶员的安全和健康的需要，换言之，她们同男性一样，适合从事网约车驾驶。
更重要的是，开行网约车者多数是城市普通人员，以中端车辆为主。网约车平台公司、驾驶员对制度的理解、接受，以及作出调整行为，客观上也需要一定时间
[16]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革，不再设置中共中央主席，而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而贯彻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机制，重大外交决策由政治局集体作出。[19]从1983年到1993年，国家主席李先念、国务院总理李鹏先后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这一时期邓小平是我国外交决策的核心，国务院及外交部等政府机构在对外工作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主席在外交中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
国事活动在法律规范中的使用习惯以及规范元首外交的修宪意图，表明国事活动条款扩展了国家主席在外交领域的职权，并赋予其行使该职权的自主性。[14] 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首先，国家主席可将每年度开展国事活动的计划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在国事活动结束后向全国人大下设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书面报告，由后者对国家主席的外交活动进行初步审查，定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查情况。该做法主要在李先念担任国家主席期间采用，国家主席每次出访后即委托随行的外交部高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我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该法第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可以直接授予外国政要、国际友人等人士‘友谊勋章。[2] 许崇德：《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生命力的源泉》，《法学家》2003年第5期。
在民主国家，因宪法文本未明确说明、原初意图不确定、历史亦含混模糊而存在权力界限不明确的半阴影区时，应当诉诸民主原则和民主价值，[67]通过法定的宪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然而这一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并不清晰，现实中国家主席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外交活动，也引起人们的不断思考：国家主席的外交实践是否超越了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如何对国家主席的外交活动进行监督等问题。
[54] [美]R•P•巴斯顿：《现代外交》，赵怀普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以国家主席主动缔结条约为例，国家主席在外交活动中参与的程度不断加深。